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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4年,四川秀山县雅江乡丰田村的李木富家里迎来了几位红军战士。其中有一名红军军官和两名年轻战士,另外还有一位躺在担架上的重伤员,看样子伤势非常严重。红军军官请求李木富能否收留伤员,帮助他养伤。李木富心地善良,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一请求。然而,他没想到的是,50年后的某一天,这位曾经受伤的红军战士会回来看他,并且报答当年的救命之恩,而他自己也已经成为了新中国的少将。
这位红军伤员就是后来的开国少将段苏权。那时他年仅18岁,担任独立师政委。1934年,贺龙、任弼时、萧克、王震等领导人率领红二、六军团准备从贵州回湘西,段苏权和师长王光奉命带领600多名战士穿越梵净山,从贵州松桃县进入四川秀山县,负责掩护主力部队的东进。
在与敌人激烈的交战中,段苏权和通讯班的战士走在最前方。就在他们冲到梅江场街道时,一颗敌人的子弹击中了段苏权的脚踝。剧烈的疼痛瞬间席卷全身,他因脚腕无法承受体重倒在地上,动弹不得。几名战士见状,迅速将他抬到后方。随后的几天,敌人紧追不舍,段苏权只能依靠担架移动,这让他内心深感愧疚。在敌军的逼近下,伤情加剧,师长王光泽非常焦虑,唯一的办法就是将段苏权留在当地的村民家中继续治疗。
展开剩余81%然而,当时形势复杂,国民党势力四处横行,革命人士无处可逃,许多同情红军的百姓也不敢收留伤员。即使收留,也有被敌人发现的风险。面对这种局面,王光泽陷入了困境。但段苏权主动提出:“让我留在村民家里吧,师长,您快带队走。”就这样,段苏权被安置在李木富的家中。
李木富是当地的裁缝,心地善良。当他看到段苏权的伤势时,没有任何犹豫,立即答应收留他。李木富深知将伤员留在家里非常危险,于是他背着担架将段苏权藏入了一个月牙形的山洞中。当天晚上,李木富和妻子为段苏权准备了温暖的被褥和饭菜,还安慰他说:“你就在这里安心养伤,别担心。”李木富夫妻的无微不至的照顾让段苏权感动不已。
此后,每当夜深人静时,李木富都会偷偷前往山洞照料段苏权。当段苏权的脚踝化脓发炎时,李木富为了不引起敌人注意,甚至不敢请医生,只能悄悄去药店买药。经过李木富夫妻的细心护理,段苏权的伤势逐渐好转,半个月后,他虽然仍不能下地,但情况已明显好转。为了帮助段苏权更好地锻炼,李木富特地制作了一个高脚马,让他跪在上面练习走路,还为他制作了拐杖。
然而,四川的形势愈加严峻,段苏权意识到不能再继续留在这里,他决定回湖南茶陵老家寻找党组织。于是,他告别了救命恩人,伪装成乞丐,踏上了回家的路。
在漫长的跋涉中,段苏权一路乞讨来到了湖南花垣县茶洞镇的一个土地庙歇脚。正当他细心盘算着自己仅剩的几枚铜板时,一个面容凶恶的乞丐突然闯进庙里,抢走了他所有的钱财。段苏权还没有来得及站起来,那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失去所有钱财的段苏权只得靠讨残羹剩饭继续前行,经过几百里行程,他终于来到了湘西永顺县的王村镇。之后,他借助他人的帮助,爬上了去往攸县皇图岭车站的路。在这里,段苏权遇到了来自茶陵的老乡刘维初。刘维初在攸县开了一家豆腐店,在路边偶遇操着茶陵口音的段苏权后,出于同情,他将段苏权请到了家中。刘维初为他换上干净衣服,还给他提供了写信用的纸笔。通过刘维初的帮助,段苏权终于回到了家乡。
一路上有好人相助,也有坏人抢夺,但段苏权心中始终默默发誓,如果他能活到革命胜利的一天,他一定要报答这些曾经帮助过他的人。
然而,茶陵已经完全沦陷为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区。段苏权回到家乡后,始终无法光明正大地寻找红军的踪迹。直到1937年,一位在外参加东北军的老乡从西北归来,向段苏权提供了红军的一些情报,得知红军正在筹备抗日活动。段苏权激动不已,立刻决定前往太原联系党组织。
他赶到太原后,来到八路军办事处请求重新加入部队。令他没想到的是,接待他的人竟然是他曾经的上司任弼时。当任弼时见到段苏权时,激动得几乎哽咽,他说:“大难不死必有后福,我们曾经以为你已经牺牲了,甚至为你举行了追悼会。能见到你回到这里,真是太好了!我们一起抗日!”
此后,段苏权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,身上又添了不少新伤。每当他看到脚上的伤疤时,心中总会想起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人。1955年,段苏权被授予少将军衔。当他站在镜前,看到胸前的勋章时,心中满是感动。要不是那些恩人的帮助,他可能早已像许多英勇牺牲的烈士一样,为革命献身。
想到这些,段苏权决定寻找当年的恩人。他派遣了许多战友,四处打听李木富的下落。1950年,段苏权专程前往茶陵探望刘维初,还将他的儿子接到沈阳,送入大连工程学院继续深造。他还邀请刘维初常住自己家中,但刘维初因习惯了劳动而婉拒了。
1983年,段苏权终于回到了曾经蒙难的秀山县,寻找李木富和他的妻子。他走访了多个地方,却始终未能找到他们的踪影,最终只能空手回到北京。然而,段苏权回到北京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李木富耳中。老人深信段苏权就是他当年救治的那位红军战士,于是与大儿子赶到县委说明情况。县委党史研究办公室得知真相后,迅速确认了李木富的身份,并寄去了照片给段苏权。
段苏权看到恩人的照片时,眼泪涌上眼眶。他立即给秀山县政府写信,表示自己对见到恩人的照片有多么高兴,并称李木富和他的妻子是红军的亲人,理应受到新社会的尊敬和爱戴。1984年,当地政府为李木富颁发了一块写着“红军的亲人”的匾额,表达了段苏权的感激之情。
之后,段苏权多次通过信件和金钱慰问李木富一家,尽力回报当年的恩情。李木富却从未提出任何要求,他唯一的请求是为村里修一座桥股票杠杆爆仓,造福百姓。这座桥很快就竣工了,而为了纪念李木富和段苏权之间的深厚情谊,村民们将这座桥命名为“红军桥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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